樊锦诗：心系敦煌的国宝守护人
樊锦诗：心系敦煌的国宝守护人，樊锦诗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，同年9月到敦煌文物研究所，当年的莫高窟几乎与世隔绝，因为没有现代交通工具，从莫高窟去一趟敦煌县城要走大半天路。
樊锦诗：心系敦煌的国宝守护人1
初夏的江南进入梅雨季，杭州溽热的天气与大约3000公里外的西北敦煌迥异，但这两座遥隔山水、看似毫不相及的城市却因为一个人被联系在了一起。
她是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。1938年，祖籍杭州的樊锦诗出生在北京，自1963年大学毕业后，她便开始了与莫高窟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相守。在她和同事的努力下，莫高窟在1987年成为中国首批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遗产地，并逐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全球典范。
经历过承受了战乱和病痛的年少时期，1958年樊锦诗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。大学时期，老师宿白的一番话深深印在她的记忆中：一二十年后，谁能沉得下心，谁才能够做出大的学问；一个社会一定要有人潜心做学问。
樊锦诗与敦煌，初次结缘于1962年的毕业实习。尽管当时因为强烈水土不服而提前结束实习，但她总是说“敦煌是我的宿命”。
当年的莫高窟几乎与世隔绝，因为没有现代交通工具，从莫高窟去一趟敦煌县城要走大半天路。研究人员住土房、喝咸水，还要在洞窟里进行临摹壁画、保护修复、研究文献等工作，条件非常艰苦。
“如果说我从来没有犹豫过、没有动摇过，那是假话。敦煌和北京、上海相比，确实是两个世界，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就感到孤独。”樊锦诗说，“可是第二天只要一走进石窟，我就感到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。”
20世纪初，藏有5万余件中古时期写本的敦煌藏经洞被发现，随后大量文物流失海外的历史牵动了学术界乃至全民族的神经，甚至有人说，“敦煌者，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”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常书鸿、段文杰等老一辈敦煌人筚路蓝缕，砥砺前行。经过数十年的耕耘，我国学者在敦煌历史、语言文字、文学、考古、艺术、宗教、科技及中外文化交流等学科做了大量工作，取得了不少重要研究成果，“敦煌在中国，敦煌学在外国”的局面已经被彻底扭转。
樊锦诗曾说过：“守护莫高窟是值得奉献一生的高尚的事业，是必然要奉献一生的艰苦的事业，也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奉献的永恒的事业。”她这种“择一事、终一生”的精神不断激励着一代代学者。
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党支部书记、研究馆员王东依然清晰记得8年前初入敦煌研究院的情景，“樊院长讲述老一辈敦煌人的研究历程让我热泪盈眶，正是他们坚守初心的`指引，让我深深理解了‘坚守大漠、甘于奉献、勇于担当、开拓进取’的莫高精神的内核。”
“在樊锦诗身上，我看到的是信仰的光芒，作为敦煌学专业的学生，我将秉承莫高精神，潜心学术，推动学科不断发展，为学术研究的进步积极贡献青年一代的力量。”浙江大学古代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段锦云说。
樊锦诗：心系敦煌的国宝守护人2
樊锦诗人物经历
樊锦诗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，同年9月到敦煌文物研究所，1977年任副所长，1984年8月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，1998年4月任敦煌研究院院长，2015年1月起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。1988年任副研究员，1994年任研究员。1995年为兰州大学兼职教授，1998年为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博士生导师，1999年被聘为教育部人文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名誉所长、学术委员会副主任。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。 [11]
樊锦诗
樊锦诗1963年7月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，面对北京与上海的选择，樊锦诗毅然选择了千里之外的西部小镇，一来敦煌就再也没有离开。
40余年来，樊锦诗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工作。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，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、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，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。她撰写的《敦煌石窟研究百年回顾与瞻望》，是对20世纪敦煌石窟研究的总结和思考。由她主编，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26卷大型丛书《敦煌石窟全集》则是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集中展示。
1998年，樊锦诗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后，樊锦诗带领科研人员，在石窟遗址的科学保护、科学管理上走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，初步形成了一些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。樊锦诗最早提出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敦煌壁画、彩塑艺术永久保存的构想，她组织敦煌研究院与浙江大学，共同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《多媒体与智能技术集成与艺术复原》课题，这一课题以敦煌莫高窟为重点，首次将莫高窟用多媒体及智能技术展现人们面前。
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，樊锦诗积极谋求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工作的国际合作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，敦煌研究院先后与日本、美国等国机构开展合作项目，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。
2004年七月，樊锦诗被国家四部委授予“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”称号，八月十四日，甘肃省举行樊锦诗先进事迹座谈会，樊锦诗如往常一样，衣着简单，显出她本质的洒脱与自然。在四十年的岁月里，戈壁大漠的风沙已将西部的粗犷、豁达揉合进这位六十四岁的江南女性内心。
樊锦诗把文物保护与合理利用紧密结合起来，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提出了“莫高窟治沙工程”、“数字敦煌馆工程”等十三项文物保护与利用工程，为新世纪敦煌文物的保护与利用构筑了宏伟蓝图。
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，樊锦诗将敦煌石窟长期存在而又不能有效解决的难题作为合作课题，积极谋求国际合作，她所在的敦煌研究院先后与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、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、美国梅隆基金会等机构进行了合作项目的研究，开创了中国文物保护领域国际合作的先河，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。
樊锦诗实地考察敦煌壁画群
樊锦诗用40多年的执著和坚守，谱写了一个文物工作者的平凡与伟大；她在敦煌文化遗产保护、研究和管理等领域的开拓创新，让世界同行为之骄傲。“敦煌的女儿”樊锦诗，甘愿用生命守护敦煌。
1963年，樊锦诗从北京大学毕业，千里迢迢来到了戈壁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。如今她已满头华发，还在为敦煌文物事业殚精竭虑。
在敦煌40多年的工作当中，保护成了樊锦诗最重视的工作，所取得的成果也最为丰硕。
从壁画病害防治到崖体加固，从环境监测到风沙治理，在敦煌遗产保护的各个领域，樊锦诗和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工作者一起，不断探索创新。正是在她的带领下，敦煌遗产保护翻开了新篇章，走上了科学保护之路。
樊锦诗清醒地认识到，面对如此灿烂的文化遗产，保护仅靠人和技术还不够，还要立法和制定保护规划。在她的倡导和推动下，《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》和《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》近年来先后公布实施。
樊锦诗先后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、敦煌研究院副院长、敦煌研究院院长等职务。樊锦诗带头参与科研，与国际上优秀的文物保护机构合作，不断将先进的保护理念和技术引入敦煌遗产保护。
樊锦诗
在樊锦诗的推动下，敦煌研究院与多个国外科研机构展开了合作，一大批先进技术和理念运用到敦煌遗产保护当中，使敦煌文物的保存环境得到改善，安全系数得到提高。
敦煌莫高窟是中国首批列入《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》的文化遗产，樊锦诗十分清楚世界文化遗产所承担的社会责任。在她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，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正在解决，一个全新的“数字敦煌”正向人们走来。
2008年底，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正式开工。在这一浩大的保护利用工程当中，除崖体加固、风沙治理、安全保卫等基础性工程外，还要利用现代数字技术，完成敦煌莫高窟149个A级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摄、加工处理和数据库建设，建设敦煌莫高窟游客中心，通过数字电影等现代展示手段，给观众提供了解敦煌文化、艺术和价值的全新视角。
建国七十周年之际，北京大学邀请了七位不同时代杰出的“北大新生”亲手写下书信 [12] ，为本科新生表达祝福，讲述他们的“北大情缘”，作为给新生的特别礼物 [13] 与全新改版的录取通知书一同寄出。1958年北大历史系新生樊锦诗是这七位“北大新生”之一 [14] 。
